台湾著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1978年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戏剧艺术时，导师告诉他和其他同学，要做艺术，就应该讲创意。但“创意”是什么？赖声川始终没明白，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了一张行走的床。
那是赖声川刚到伯克利大学不久后的一天。那天早上，赖声川上完一节课后，走出教室准备去另一个教室上第二节课。走廊上的人很多，赖声川随意瞄了一眼，竟然看到一张床在走廊上缓缓移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奇的赖声川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那张床其实是一个没有四肢的残疾人的轮椅。轮椅上有几个开关，还有一个后视镜。此刻，那个残疾人正躺在轮椅上，一边观察后视镜，一边用嘴巴操控几个开关，让轮椅行走。他的身边没有助理，周围也没有一个同学帮他一把。
赖声川不禁感叹：一个没了四肢的人竟然也能在这里得到教育，伯克利大学真是一个富有爱心、伟大的学校！他正想上前搭一把手，却被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拦住了：“你要是去帮他，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赖声川大为不解。
同学问：“如果他问你‘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会怎么回答？”
赖声川说：“我当然会说‘因为你是残障人士’啊。”
“错！”同学否定道。之后，他向赖声川讲解了伯克利的一个特殊风情：“这个城市明文规定：1.每条街道的人行道和建筑大门的台阶旁必须修建斜坡，以方便残障人士的轮椅出入；2.不能歧视残疾人员，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罚款。其实，政府做这些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残疾人缺失了什么，他们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好比刚才那位同学，他虽然没了四肢，但他照样是一个人，同样享有平等教育的机会。”
赖声川这才意识到，自己从看到那张行走的床的第一眼开始，脑子始终只印着“残疾”两个字，而忽视了躺在床上的首先是一个人。他也终于明白，伯克利大学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给了所有人平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是施舍机会给残疾人。同样，对于老师说的“创意”这个词，赖声川一直只知道在心里想着这个概念，没去挖掘它真正的含义。
认识到这些之后，赖声川更加珍惜在伯克利大学的学习机会。1983年，29岁的赖声川回到台湾。此时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要教学生什么？莎士比亚吗？“不，我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我要开拓一条我完全不明白的路，那就是自己的戏剧创作。”赖声川这样对自己说。
于是，他和学生们开始做实验，打造出第一个作品——《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在这个作品里，赖声川让学生们自己演自己，讲解成长经历里一些关键性的经验。1984年1月10日，台北的一个礼堂里临时搭建剧场，上演了这个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的小作品。但就是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作品，吸引来了杨德昌、侯孝贤等著名导演的观看。看到学生们表演得那么自然，导演们惊讶于赖声川平淡而又不俗的创意。之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大腕导演们纷纷向赖声川抛去了橄榄枝。
就这样，赖声川和大导演们开始了合作，而这些合作，让他的创意得以无限喷发。时至今日，赖声川仍说自己的成功得益于那张行走的床：“就是那张床，让我明白创意就是要去掉固有的概念。当初，我正是一面做好一切研究，一面又放掉所有的概念，才迎来了真正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