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1920，童年和中学
1902年，卡尔·罗杰斯生于芝加哥近郊的橡树公园。六个孩子（其中五个男孩）中，他排行老四。他父母亲的家族约于17世纪就横越大西洋来到美国。因此，罗杰斯可算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一位本土的美国心理学家。
罗杰斯的家庭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不准喝酒、不准跳舞、不准玩牌、不准看电影，社交活动也很少。但这个家庭成员之间非常亲密，这是一个充满“爱”的环境，父母对子女的幸福十分关注。不过，罗杰斯似乎并不太喜欢这样的环境。
罗杰斯从小身体健康状况不太好，个性也有些多愁善感。他是一个比较孤独寂寞的小孩，于是，阅读渐渐成了他整个生活的重心。无论知识与能力，同龄的小朋友都无法望其项背。
1914年，罗杰斯12岁时，全家搬至芝加哥以西三十里的一个很大的农庄。一来，其父瓦特满足了自己想拥有一座农庄的愿望；二来，可以让青春期的儿女避免繁华都市的诱惑。罗杰斯本人比较相信父亲的第二个动机。
整个中学阶段，罗杰斯的交友纪录几乎为零。直至高中毕业，他总共才有过两次约会的记录。不过，农庄的生活给了罗杰斯对农业科学进行实验的机会——他对飞蛾与鸡群都深入了解了一番，并且也从中得到了满足与乐趣。是的，他学会了匹配对照组与实验组，以研究哪种食物对肉产量或奶产量产生了影响。当然，他还可能从那些农作物身上看到了自我实现的倾向。
1920-1928，自由的大学
也许，正是农庄的生活，使罗杰斯上大学时选择了康斯威辛大学的农学院。不过，后来（大概是第二学年快结束时）他又强烈地想成为一名基督教牧师，但他决定先学历史作为铺垫。1924年，他毕业于康斯威辛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联合神学院学习神学（研究生），但在神学院不久，罗杰斯就发现对别人传道20分钟，对他来说实在很困难，更不要说像别人那样一讲就是40分钟。这恐怕与他后来主张“非指导性”治疗不无关系。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1922年，在罗杰斯大三的时候，他与11名学生一起，被选中到中国参加一个国际性的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会议。这一趟东方之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确实发生了一些神奇的事情。
从中国回来之后，罗杰斯就与女朋友海伦订婚了，并且在大学一毕业，1924年8月，他们就举办了婚礼。看来，与青梅竹马的海伦的暂时分离以及爱意浓浓的鸿雁传书，对他们之间爱情的发展提供了无比的助益。
当然，这趟中国之旅的作用还不止于此。长达6个月的旅程使罗杰斯有机会与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才俊聚在一起，彼此切磋、交流心得。这也使他体会到，同样诚恳和诚实的人，可能对宗教抱持非常不同的信仰。因此，他对父母灌输的宗教观点产生了质疑，并对上帝产生了新的体认，更加追求灵魂、智慧和情绪上的独立与自由。这对罗杰斯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核心理念：共情、无条件积极接纳和真诚一致，都不难在此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神学院的第二年，罗杰斯的志向又有了明显的转变——他横穿马路，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上心理学的课。在此，他接触到了丽塔·霍林沃斯的临床心理学，正是在她的指导下，罗杰斯得以实际接触心理障碍的儿童。此外，威廉·克伯屈（约翰·杜威的得意门生）的教育心理学对他亦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师范学院，罗杰斯立志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偏重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期望对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官僚武断作风做一番改革。
1926年，罗杰斯进入师范学院开始攻读临床和教育心理学，同年，他初为人父，他们给第一个爱的结晶取名为大卫·罗杰斯，并决定按照华生的行为心理学守则来养育孩子。不过，后来罗杰斯曾表示，多亏海伦常识丰富、善尽母职，否则这种表面上充满智慧的育儿方式，实际上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
在师范学院时，罗杰斯申请到一份研究基金的赞助，去刚成立不久的儿童辅导研究所做实习医师。1927—1928年间，罗杰斯在研究所里见到临床学家比较偏重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这与师范学院流行的严格、科学、客观和统计学的观点存在巨大冲突。后来，罗杰斯说道，他所受的教育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他十分尊重这种科学的方法；而主观的存在主义思想又根植于他内心，这与他的治疗经验十分契合。罗杰斯的一生似乎没有停止过试图协调这种冲突。
这从罗杰斯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来：1955年，45岁的罗杰斯写了《人还是科学：一个哲学问题》一文，他说这篇文章纯粹是为自己写的，没有想过拿去发表或别的目的，要的是澄清自己心中日益增长的困惑与冲突；1968年，66岁的罗杰斯写了《关于当前行为科学假设的一些想法》，提倡行为科学应该开始寻求更适合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途径，而不是遵循典型的“科学的”研究方法；1985年，83岁的他写了《走向更人性化的科学》，他描述了一些近年来发展和提出的更适合于人的科学的新模式，终于见证了行为科学中一股新的科学活动浪潮的出现。
1928-1939，罗切斯特
实习期末，尽管还未获得博士学位，但罗杰斯找到了一份工作。1928年春，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受雇于纽约罗切斯特的儿童预防虐待协会，在儿童研究部门上班。这份工作薪水不高，学术前途也不明朗，但是，当罗杰斯接受工作时还是非常兴奋，这主要出于他当时养家糊口的需要和自身的职业兴趣。
罗杰斯在罗切斯特一待就是12年，这12年对他来说意义重大。至少在前8年，罗杰斯完全沉浸于心理服务实践，为法庭和福利机构送来的罪犯和贫困儿童进行诊断并制定计划，还常常进行治疗面谈。罗杰斯不得不考虑，如何尽最大努力来帮助当事人。昔日所学的各种理论已经跟不上实际的需要，罗杰斯必须不断地学习与创新。他说，衡量治疗这些孩子及其父母的任何方法的唯一标准就是：“它起作用吗？它有效吗？”
在罗切斯特期间，罗杰斯开始相信当事人具有自我引导的能力。特别是，当一位年轻的母亲在向罗杰斯讨教如何教育调皮的儿子，结果却失败之后，这位母亲开始滔滔不绝地倾诉她自己的婚姻问题，然后真正的治疗开始了。这时，罗杰斯明白，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创伤的哪里，该走向哪里，哪些问题是关键，哪些经验被深深地掩盖了。
1939年，罗杰斯出版了《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一书，该书是有关当时儿童辅导工作的一些概论，但也可一窥罗杰斯个人和专业方面的成长。该书的内容为以后各项理论的发展播下了许多种子，特别是对是治疗师角色定位和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矛盾的思考。《问题儿童的临床治疗》一书的问世，使罗杰斯获得了另一份工作。罗杰斯认为这本书是他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职的唯一原因。
1939-1945，俄亥俄州立大学
1939年天寒地冻的12月，罗杰斯举家冒着风雪前往俄亥俄州。罗杰斯感到很惊讶，俄亥俄州大学竟然给他提供了一个全职教授的职位。他感到很欣慰，可以从这里从这个水平开始学术生涯。这使他的教学生涯一开始时就非常活跃，经常四处演讲，发表论文，在团体中参与实际工作。他逐渐发现自己已经建立了一种颇具个人特色的观点。1940年12月11日，他被邀至明尼苏达大学发表专题演讲，题目是“心理治疗的新观念”。日后，罗杰斯追认这一天为“来访者中心治疗”诞生的日子。
罗杰斯演讲时所批评的对象正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些师生，反对传统的心理疗法和批判给与忠告的做法。有趣的是，罗杰斯所举的例子中一位有问题的咨询师，正是主持这场演讲的主席。简言之，罗杰斯来到了指导式治疗的大本营，攻击他们的理论，甚至以其领导者的案例为批判对象。这不得不让人佩服罗杰斯的勇气，甚至感叹罗杰斯的天真。
罗杰斯的这场演讲反响相当强烈，他成了批评者与支持者争论的中心。罗杰斯对这些骚动可能并未做好准备，但是他却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坚定。罗杰斯被人们成为是“温和的革命者”，也许，在他前往明尼苏达州的路上，早就知道自己的手提包里装了一颗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
1942年，罗杰斯完成了第二部着作《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实践中的新概念》，这是一本经典教材，论述了基本的治疗议题、方法、治疗关系以及治疗过程的改变，书中介绍了非指导性和来访者的术语，“来访者”一词也是在这本书中首次出现。由于这本书并不是为当时已经开设的课程所写的教材，因此出版商非常怀疑这本书是否能卖出2000册（这也就是一个保本的数量），当罗杰斯说到要换一家出版社时，这位出版商才决定赌一赌，结果这本书到1961年为止，一共卖出了7万册之余。
除此之外，罗杰斯还做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1940年，他在伯尼考夫纳的协助下，首次以录音的形式收集关于治疗过程的资料，并对其进行研究。这些“现场的”和转录的碟片为治疗过程、对来访者的治疗效果提高了即时信息，也为培训和研究案例提供了即时的信息。要知道，以当时的技术水准来说，这并非一件易事，以每分钟78转的速度来录制，这意味着必须同时使用两部录音机，且每三分钟就必须更换一次唱片才行。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五年，罗杰斯充满激情，致力于各项创新的工作，并对学生爱护有加，他的个人名声也渐渐提升。因此，他也得到了更大的回报，1945年，他应聘任教于芝加哥大学，除了教学之外，他还创办了一个心理咨询中心，罗杰斯的事业达到了一个巅峰时期。
1945-1957年，芝加哥大学
在罗杰斯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聚集了一群具有革新意识的同事和研究生，这里很快成为非指导性治疗发展的一个新的阵地。整个研究工作在前所未有的顺利情况下进行，各项创新和改革的理念也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罗杰斯说，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些年，是“我们对助人关系的基本观点结出硕果的阶段……这是一个研究假设与理论形成发展的阶段”。
1951年，罗杰斯出版了第三本重要的着作《来访者中心治疗》，书中发展了如何将来访者中心治疗运用于游戏治疗、团体治疗、行政管理、教学和培训治疗师。这本书也标志着罗杰斯从“非指导性治疗”过渡到了“来访者中心治疗”。在此阶段，罗杰斯进一步强调了来访者积极改变的潜能，并强调治疗师的态度比技术更为重要。罗杰斯集中精力创造一种咨访关系，使来访者的自我实现与成长的潜力得以释放。
1943-1957年，有关来访者中心治疗及其在儿童、团体、教育、工业和领导力领域中的研究论文大约有200篇。1954年，罗杰斯与罗莎琳达·戴蒙德将一些研究编着成辑，发表在《心理治疗和人格改变》一书中。这些研究报告被罗杰斯成为“开拓性的冒险”，它们适当地支持了来访者中心治疗的理论假设。因罗杰斯在心理咨询领域做出的科研贡献，他和另两位心理学家一起，于1956年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首批杰出科学贡献奖。罗杰斯认为这个奖项对他而言，有着难以磨灭的特殊贡献。
1957年，罗杰斯信心十足地发表了《心理治疗中人格改变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一文，阐述了他对心理治疗关系的构想，这也是他多年思考的一个积淀。对于那些未认真做过研究的人来说，如此科学化地界定心理治疗关系，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罗杰斯在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有着一群热心又专业的同事，但是，他还是决定前往自己的母校康斯威辛大学，这令他的同事相当吃惊和沮丧，这次罗杰斯本人也觉得浑身不自在。他给中心的工作人员写了一封常常的信，试图解释他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
罗杰斯相信新的工作岗位可以使他有机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威斯康辛大学当时能够提供机会，从事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两项工作，可以同时指导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师。芝加哥的同事们知道罗杰斯的想法之后，有人感动不已，认为以罗杰斯在学术界的影响，必能做出一番成就，当然还是有人无法理解他的做法。于是，罗杰斯就这样在众人的祝福和不解中出发了。
1957-1963年，威斯康辛大学
1957年，罗杰斯和康斯威辛大学的新同事们开始了一个很有雄心的研究项目。他们想知道罗杰斯关于人格改变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的假设，是否适用于严重错乱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然而，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与控制组并没有显着差异。罗杰斯后来描述道，这个计划是他一生的专业生涯中，最感到痛心苦恼的一件事。
其他的事实也证明，罗杰斯来到威斯康辛大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罗杰斯这里的同事相处得并不愉快。他对心理系对研究生采取不断考试，并利用他们害怕挫败的心理，掌控整个部门行政的做法，深感不满。后来，他离开了心理系，在精神医学部门工作，不过，心中自此留下了无法抹灭的阴影。
1961年，罗杰斯出版了他第五本重要的着作《个人形成论》，这本书包含了他许多最为着名和最有影响的论文。他对心理治疗、教育研究、科学哲学、人际关系、家庭生活、创造力和成长历程，以及成为完整的人的最具煽动力的、机智的思考，都囊括在这本书中。此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包括教育家、治疗师、哲学家和艺术工作者，等等，致谢的信函如雪片般飞至。
罗杰斯原本寄望在康斯威辛能有一番作为，但没能实现；而令他出乎意料的是，一本着作却使他对世人的影响在瞬间远远超越了他的梦想。1963年，罗杰斯宣告辞去康斯威辛大学的教职。他已经不需要依靠传统的研究环境了，对此他只会越来越感到受束缚。《个人形成论》一书的成功，使他有绝对的信心，跳脱机构提供的安全感，走向一条更具风险的研究之路。这年夏天，一位昔日的学生理查德·法森竭诚要求罗杰斯加入他与其他人新成立的“西方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反复考虑之后，罗杰斯决定前往拉荷亚的这个研究中心。他带着他的《个人形成论》及其提供的动力，出发了。
1964-1987年，拉荷亚和人的研究中心
摆脱大学制度的自由生活，充满着无穷的乐趣。罗杰斯来到美丽的拉荷亚，和海伦在海边找到了一间美丽的房子，可以每天过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来到拉荷亚是对的，罗杰斯感到自由自在，无论在个人还是专业领域，他都精力十足。1964年后，他投身于会心团体活动，并成为这一领域的领袖。《观察》（Look）杂志称罗杰斯为“会心团体资深活动家”，这表明他的会心团体在普通大众之中也产生了影响。
1968年，法森离开“西方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另谋高就，中心的行政方针有所改变，罗杰斯感到无法适应，不过，很快他就与其他同事一起建立了“人的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到现在依然存在。罗杰斯的中心的职称是“常驻代表”（这是他自己选的头衔），一直到他过世还拥有着这个职位。这个中心成为他长达20年的工作基地，是他最后也是最佳的后援，使他的晚年得以充满活力，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在罗杰斯的最后15年的时间里，他对社会问题，尤其是和平问题越来越有兴趣。自1974年起，罗杰斯和他的女儿娜塔莉以及几位同事发起了一系列的大型团体工作坊，为期约在两至三周，其目标是探索以人为中心治疗如何运用于75至800人的团体，以建立最理想的社区。罗杰斯首次使用了“以人为中心”一词来描绘这些工作坊（并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之外的场合也越来越经常使用这一名词），这些工作坊在后来的几年在全世界各处都有开设。不过，这些无结构化的大型社区团体工作坊并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经常遭受挫折、争论不休，相对没有展现出多少治疗价值。
1980年，罗杰斯出版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一书，书中的论文代表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思想发展的进程，阐述了他对未来世界的强烈的个人观点。1986年，季刊《以人为中心评论》发刊，由罗杰斯担任主编。当时，罗杰斯并不鼓励开设以人为中心的培训、组织机构或杂志，担心他的疗法会僵化、教条，但他却支持和欢迎这本杂志，并在创刊号中写道，它“可以使全球已经存在但还没有被意识到的以人为中心网络连接起来。《评论》可以作为一个载体，刊登新的观点。创新的方法、有深度的评论、新的研究模式和整合的哲学与理论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在1985年年底，罗杰斯如愿以偿办成了一件大事，在奥地利召开了名为“中美洲的挑战”的跨国性研讨会，与会代表分别来自17个不同的国家，个个皆是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如何维护世界和平以及避免核武器冲突。但不幸的是，罗杰斯晚年无法继续坚持他的这一承诺。1987年1月20日，罗杰斯摔了一跤，臀部骨折住进医院，几周后的2月4日，罗杰斯与世长辞了。当年，罗杰斯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走向灵性的信仰之路
纵观罗杰斯的一生，他早年想要成为一名农学家，后来改变志向，立志成为基督教牧师，然后又转向心理学，成为一位举世闻名的心理学家，并且是一位杰出的治疗师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工作者。在罗杰斯的心理学生涯中，他又辗转经历3所大学与2个研究中心，其过程崎岖波折；在罗杰斯的心路历程中，想必也有着同样的波澜曲折。
罗杰斯的家庭有着浓厚的宗教气息，其父母都是虔诚和狂热的宗教信仰者，罗杰斯也必深受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直到中国之行，我们在他的信件和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先前的宗教观点产生了质疑，并发生了转变。后来，罗杰斯身为一名心理学家和治疗师，深信人类具有独立的思想，具有自我实现的潜能；只要获得环境的支持，人人都会向善成长。这与基督教和他的家人认为“人性本恶、相信原罪”的看法是相悖的。
但是，在罗杰斯断然拒绝基督教的信仰及排除任何制度的宗教活动之时，他的内心承受了严重的创伤，伤痕深刻而复原又很缓慢，直到晚年才又重拾灵性的生命。1979年，海伦的过世引发了他对那看不见的世界的探索兴趣。他说：“它们都是我对个体人类精神存在的可能性持更加开放的态度，而这些是我以前根本不可能接受的。”罗杰斯再一次开始思考人类死亡之后的生命，并增加了研究东方宗教的兴趣。在1986年，罗杰斯去世的前一年，他在最后一篇关于治疗的论文中写道：“我明白整件事情的过程充满着神秘色彩，事实上，每个人一生的经历中，无不充斥这许多超自然的现象和一些难以用常理解释的时事情。跟大部分人一样，我不得不相信从前我是低估了灵性的重要性。”
罗杰斯在芝加哥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同事伊丽莎白·雪莉，在谈及她对来访者中心疗法尚未周全之处时说道：“我宁可希望它对人的灵性方面有更多的关注……从事心理治疗弱视未能就灵性层面切入，而想要有效果，根本就是空谈……问题就处在罗杰斯身上……在罗杰斯面前谈宗教信仰是犯忌讳的……但事实上，他整个研究工作仍受到他基督徒背景很深的影响，我一直认为若是没有这样的背景，他一生的事业不可能有此伟大的成就。”
其实，宗教信仰的形成不全在于人们缺乏安全感，还在于人们需要一些高于自身的存在，以此来支撑自己从事一切事务的意义。信仰宗教，关键在于建立个人化的“上帝”形象，而不需要任何形式化的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