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年6月16日，下午4点，上海市新成区新闸路上的一家人民银行办事处营业所里，几位职员正紧张地清点着当天存储进来的各种票面的人民币。
突然，一个50来岁的老职员正点数着钞票的双手一个急停，随即抽出一张，举起对着头顶的日光灯映照，仔细地查看。
这是一张崭新的、票面为1万元（此为旧人民币，相当于新币1元）的钞票，乍一看，跟市面上流通着的纸币没有任何差别。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都没有发现破绽。但是，当这个老职员点数时，他凭着手感就发现不对头，于是便仔细检查。这一检查，揭开了建国后首例伪造人民币案的帷幕。
这张纸币随即被送到营业所领导那里，领导震惊之下，拿着钞票看了又看，由于看上去跟真币没有差别，一时竟还难以下确切的结论。于是，他当即向分行报告，要求对这张纸币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证实，这确实是一张假钞。
当天晚上，在上海市发现假币的消息就上报到了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总行指示：严密监视，注意假币流通动向；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请警方侦查。与此同时，这一消息也上报给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时任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连夜向公安局下达了调查命令。
公安局接到调查令后，于次日上午9时指派侦查员李谋谷、宋得新前往银行了解假币一事。经询问得知，该假币是在兴隆公司解送银行的营业款中发现的。于是，李、宋两人决定去兴隆公司调查。
兴隆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的私营百货公司，老板姓金，脸上挂着谦恭的微笑。他听侦查员说明了来意，马上叫来了财务股长，吩咐道：“你向公安同志说一下昨天解送银行的款子是怎么回事。”
财务股长说，要弄清楚假币的来路，只有把各柜台的柜长叫来，让他们回忆。侦查员马上把各柜台的柜长召来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开了大约20分钟，最后谁也不记得收到过假人民币。
这样，对假币的调查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李谋谷、宋得新两人遗憾地返回分局，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说暂时先把此事放一放，看接下来是否再有假币出现。
几天后，又在银行、米行、百货公司等地发现了数百张伪造的1万元人民币。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伪造假币案，公安局决定正式立案侦查。
但是，侦查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竟然未能捕捉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而假币仍时不时地冒出来，一时间传言四起。消息反馈到侦查组，众人自是感到压力重重，但一时却又真的无咒可念。
直到同年9月，通过从无锡方面传来的消息，侦查组才捕捉到了一点儿线索。
无锡市的消息，是破获了一起假药案。1950年5月，无锡市的一家私人医院经西药掮客郭真峰的介绍，从上海来的西药商钱品君那里买下了一箱当时颇为紧俏的抗菌特效药。但是，当该医院将购得的这批药用于临床时，却发现根本没任何效果，原来药竟然是蒸馏水！
医院不想把事情闹大，就找到掮客郭真峰，想通过他让钱品君退还全部款子。郭真峰是靠介绍西药买卖吃饭的，信誉极为要紧，闻听此事，深感吃惊之下也知道必须挽回医院方面的损失，否则他以后别想在无锡地面上混了。
郭真峰跟钱品君也是首次交易，不过，两人认识已有两年多时间了。当郭真峰找上门时，却大吃一惊：那里已经被军队征用了！郭真峰定定神，小心翼翼地向哨兵提出了求见部队领导的要求。哨兵问清来意后，报告了上级。一位参谋接待了郭真峰，但他表示对原住户钱品君的去向一无所知，参谋建议他去当地公安局问问看。
这时，郭真峰才想起这事是不能见官的，因为一见官府，就要追究法律责任，那他也要承担一份责任。他思来想去，为了保住自己的信誉，只好自己把货款赔了。
郭真峰把货款赔偿后，医院方面也无话可说。这事算是结束了，郭真峰也无意再去寻找钱品君。没想到的是，他在9月上旬的一天，竟然在无锡跟钱品君不期而遇了！
那天下午，郭真峰去火车站接一位客人，因为火车晚点，他就在车站外面转悠着消磨时间。郭真峰转悠了一会儿，感到口干了，便去买一杯饮料解解渴。小摊前站着两三个人，郭真峰走上前去，突然觉得其中一个人的背影有点眼熟，便上前去一瞅，接着猛然伸手一把抓住那人：“姓钱的，你干的好事！”
钱品君没想到竟会碰上郭真峰。稍停，钱品君回过神来，一边挣扎一边叫道：“神经病！我不认识你！你揪住我干什么？”
郭真峰见对方如此，气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伸手就是一巴掌。钱品君立刻还手，两人扭打起来，正打得起劲，警察来了，把两人揪住，带往派出所。
这样，钱品君卖假药的案子就暴露了。公安局审问得知，钱品君出售的假药是从上海一个名叫徐俊德的人那里“批发”来的。
无锡市公安局向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了上述案情，要求协助调查徐俊德的下落，予以缉拿。
在这之前，上海市也发生了伪造假药的案子，曾立案侦查，但是没有找到线索。现在冒出来一个徐俊德，自然引起了重视。承办该案的侦查员当即决定赴无锡提审钱品君，进一步了解情况。
钱品君在接受讯问时，无意间说的一句话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徐老板本事大着呢，你们看那包装盒，完全跟真货一模一样，听说他连钞票都能造！”
那个侦查员虽然不承办假钞案，但情况还是知晓的，当下追问这话的由头，但钱品君说不出更多的线索了。侦查员返回上海后，将这一细节向领导作了汇报。于是，假钞侦查组的侦查员专程去无锡要来了一盒假药。经技术鉴定，基本确定包装盒的印刷与假钞有相似之处。至此，有理由将徐俊德定为伪造人民币案的嫌疑人，公安局决定将假药案与假钞案串案并侦。
原以为到了这一步，侦查工作算是有盼头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侦查员一连折腾了一个月，竟连徐俊德的真实身份也没能查明，更别说逮人了。当时是解放初期，政治性案件、各类刑案特别多，警力明显不足，不可能为了这样一个案子而长时间地耗费力量，于是公安局领导就指令暂时停止该案的侦查，将侦查员调去侦查其他案件了。
这样一搁就搁了半年，在这半年里，假钞还是时不时地出现，各分局总是闻讯而动，但最后都是无功而返。直到1951年3月中旬，由上海公安局查获了一起制造假药案件后，伪造人民币案才终于被顺藤摸瓜一举侦破。
1951年3月17日，位于上海新成区的仙凌诊所主任聂仙凌来到新成分局，向警方举报：他于昨天向西药掮客宁国宝购得盘尼西林两箱，经化验，发现系假药；即向宁国宝交涉，宁国宝称其出售的是真药，所谓假药是被聂仙凌调了包。他实在气不过，便向公安局报告，请求警方予以调查处置。
警方正为查找这方面的线索而牵着心，当即指派以前承办过假钞案的那两名侦查员李谋谷、宋得新负责调查假药案。李、宋两人随即按照聂仙凌所提供的宁国宝的地址前去了解，登门一问，宁国宝不在。从宁国宝的妻子那里得知他去浦东乡下了，今天可能不回来。侦查员于是留下话：宁国宝回来后，让他到分局来一趟。
但是，次日宁国宝并没有来分局，倒是聂仙凌找到侦查员说：“你们不要再去找宁国宝了。”
侦查员一怔，问这是怎么回事。聂仙凌解释说：“宁国宝昨天半夜突然到我家去，不但退还了假药的款子，而且还多付了20%的赔偿金。因此，这件事已经结束了，就不劳你们再费神劳心了。”
李、宋两人寻思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这事不但有可能是制造假药案，多半还跟制造假钞案有关呢。
于是两人再次来到宁家。宁国宝昨天得知警察来过，情知不妙，立刻自作聪明地去了聂仙凌家，认错并退还药款，还支付了赔偿金，请他去分局撤销昨天的报案。他以为此事就这样了结了，所以笃定地在家睡大觉，哪知警察还是登门造访了，并把他带到了分局。
宁国宝知道事情不简单，心里已经非常惧怕，又被侦查员一吓唬，只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假药是从徐老板那里弄来的。”
侦查员听到徐老板三个字，心中窃喜，表面上却不露声色：“哪个徐老板？他叫什么名字？”
“就是远东药厂的徐鑫山，解放后改名叫徐俊德。”
侦查员暗地里松了一口气：徐俊德，终于找到你了！
弄清了假药的情况，侦查员又问伪造人民币的罪行，宁国宝说不清楚，看来，此事只有找徐俊德自己来说清楚了。
但是，徐俊德却失踪了。侦查员了解到，徐俊德在前一天曾经跟宁国宝通过电话，已经知晓宁国宝和聂仙凌发生了假药纠纷，估计他担心宁国宝出事，于是采取先躲一躲的办法。为了尽快抓获徐俊德，警方决定将宁国宝释放，指示其仍像以前那样活动，寻找徐俊德的下落，一有线索，立刻报告。
这一招并未起到预期的效果，宁国宝在外面晃荡了将近两个月，徐俊德既没有来找过他，他也没找到对方。5月10日，宁国宝来分局报告，说他听到一个消息：徐老板已经逃往香港。警方正对这个消息进行确认的时候，宁国宝突然再次报告：发现徐俊德的下落了！
原来，一小时前，宁国宝走进新闸路一家小饭馆，正吃喝着，突然看见一个小姑娘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小铝锅，买了一份炒菜。宁国宝觉得她看上去有点眼熟，眨着眼睛想了又想，突然一个激灵：这不是徐俊德的养女吗？
徐俊德的这个养女，那年13岁，据说是徐俊德以前一个结拜兄弟的女儿。那个结拜兄弟在1946年患伤寒症不治而殁，其母抛下女儿跟着一个商人去了美国。徐俊德讲义气，把小姑娘收养下来，视如己出，一直带在身边。按照宁国宝的判断，如果徐俊德离开大陆前往香港，那肯定会把她也带去的，现在她在上海，那就说明徐俊德也在上海，而且就在附近。
于是，宁国宝赶紧结账，悄然尾随小姑娘而去。一直跟踪了两条马路，最后看着小姑娘走进了一条弄堂。宁国宝不敢跟进弄堂，生怕被徐俊德发觉，于是就记下了弄堂位置，赶来分局报告了。
分局方面接到报告，认为如果宁国宝所提供的关于徐俊德与养女的关系确实如此，那么，这分析是有道理的；即使徐俊德确实已经逃往香港了，他的养女也很有可能知晓一点儿情况。于是，警方决定派人前往那条弄堂去了解情况。
侦查员向里弄居民委员会一了解，马上有了线索：该弄37号王姓人家确实住着一个貌似徐俊德的男子，他带着一个小姑娘。侦查员打电话向分局领导请示后，当即直扑37号。徐俊德刚吃过饭，正要喝茶，就被侦查员劈面抓住。
徐俊德到案后，很快就交代了制造假药的罪行。侦查员又追问伪造人民币的事，徐俊德说那是其朋友娄寿昌雕刻版子伪造的，但他已经很久没有跟娄寿昌联系了，现在娄寿昌住在何处他不清楚。
徐俊德落网的消息立刻报往上海市公安局，其时假钞侦查组已经解散，市局闻讯后，随即指派侦查员与分局侦查员共商破案事宜。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娄寿昌有可能藏匿于新闸路一带，于是连夜进行摸查。终于在午夜时分于新闸路221弄21号将娄寿昌抓获。
娄寿昌被捕后，以患病为由，拒不回答侦查员的任何问题。审讯一时陷入了僵局。
次日，公安局派人去娄寿昌的住所进行搜查，结果在壁镜后面、衣橱夹层、台灯底座、米桶底部夹层等处搜得大量假钞、半成品假钞和伪造的银行印章等犯罪证据。
有趣的是，正当侦查员进行搜查时，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在门外一边叫着老徐，一边大步走了进来。当他定睛一看，见屋里有警察时，不禁大惊失色，随即声称“走错门了”，意欲退出，但被警察拦住了。经讯问，知道此人名叫郑庆华，住在上海市大通路。当即去大通路那边搜查，发现了印制假钞的设备。
看到证据，娄寿昌只好交代了罪行。根据娄寿昌和郑庆华的交代，又将岳和生、姜效章等22名同案犯一举抓获。
经公安机关审理查明：这起建国后首例伪造人民币大案的首犯娄寿昌原系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因精通美术、雕刻，早在建国以前就已干起了伪造解放区钞票的勾当。1948年10月，娄寿昌与常州人陈森度、凌锡生合伙伪造了大量华中币，带往解放区使用，扰乱解放区金融，破坏经济建设。不久，华中币停止使用后，娄寿昌等人又伪造了人民币，在常州、苏州等地使用。
1949年8月，娄寿昌因陈森度被常州市公安局以“恶霸”罪名逮捕，担心牵连到自己，于是悄然逃往上海。娄寿昌到上海后，又动起了伪造人民币的脑筋，遂纠集了国民党特务魏福寿、国民党时期当过便衣警察的郑庆华等人一起伪造人民币，前后一共伪造假钞3.37亿元；与此同时，娄寿昌还接受不法奸商徐俊德的委托，伪造假药的包装纸、盒、标贴1200套。
1951年9月29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依照《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严重危害国家货币制度、扰乱金融秩序的娄寿昌、岳和生等人依法判处死刑。